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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红色城口 军魂永存 ——寻访红军在城口的故事

日期:2018-10-04 10:12:59
来源: 县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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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城口 军魂永存

——寻访红军在城口的故事

邓覃贵  黄本洲

 

1934年11月2日至7日,红军在城口境内行军、作战、休整5天。红军活动的区域从东至西、从北到南,城口的每一个村庄都有红军的身影。红军巧夺东水桥、奇袭城口镇、血战铜鼓岭成功突破国民党精心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城口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和渊源流传的长征精神。

为了追忆那段城口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红色岁月,我们下乡村、进农家、上寺院,寻访红军在城口的故事。

无法忘却的记忆

2017年3月16日上午9时,我们冒雨来到河口林场高联村委会八担丘小组张聪生家,张聪生(51岁)和他叔叔张良胜(84岁)如约接待了我们,讲述红军血战铜鼓岭的故事。

当年的铜鼓岭战斗,国民党军队的指挥部设在高沙,在高沙仓前煮饭,送白米饭给前线的国军吃。为鼓舞士气,还有两大谷箩白花花的银大洋放在阵地前沿,边打边发,有两挺机枪不停地向红军扫射,一挺还是水轮机枪打得枪管发红。

红军饿着肚子与国民党军队打仗,是拼了命的。战斗结束第二天,当地老百姓打扫战场,看到漫山遍野都是红军牺牲的遗体,由于遗体大多只能就地掩埋,阿公坑牺牲了最多红军,鲜血把溪水全部染红。

现在建纪念碑的地方叫铜锣片,在纪念碑的底座处,是当年打仗有七、八个17、18岁的小红军手拉着手一起英勇牺牲的地方。张良胜听爷爷说,这七、八个小红军是为了去夺取敌人铜锣片半山腰的水轮机枪牺牲的,因为距他们不远处是敌人布置机枪的位置,当年村民挑着箩筐在那里捡到很多机枪子弹壳。

村民从战场救下了两位还有呼吸的红军伤员,一位因伤势过重,加上村里的医疗条件相当简陋,第二天这位红军不幸逝世,弥留之际,村民问他:“哪里人?”,红军答:“天下人!”。另一位伤势较轻的红军被彭屋村一个叫张路生的村民收留,为了躲避当地反动势力的搜查,张路生临时在山上搭了一个茅寮让红军住在那里疗伤,张路生每天偷偷送药、送饭。经过张路生半年多的精心医治和耐心护理,这位红军的枪伤才得以痊愈。这位被张路生救治的红军是江西籍人,在山上疗伤期间他还为村民造碾米的砻(一种剥谷子的工具)。伤好后他往乐昌、南雄方向找部队,后来听说在乐昌被国民党杀害。

据张聪生介绍,现在他们村一户农家,还收藏一颗当年铜鼓岭阻击战遗落的带有五角星印记的手雷。待城口“粤北红军长征纪念馆”建成之时,这位村民将亲自把这枚珍藏了80多年的手雷面呈政府收藏。

当我们将要离开之际,张聪生捧出一本红彤彤的获奖证书,他说这是他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女儿,现在在一间乡镇学校教书,去年参加县委宣传部、县文联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征文比赛”获得的。这篇获奖文章的题目是《不曾忘却的记忆》,写的内容就是有关铜鼓岭战斗的故事。

在大松树上目睹的铜鼓岭阻击战

2017年3月28日上午9时,我们在城口文化站接待室采访了原来担任城口镇武装部长,今年66岁的退休干部胡新年。神采奕奕,身体硬朗,声如洪钟的他绘声绘色讲述了父亲胡孟章的故事。

父亲胡孟章13岁丧父,17岁丧母,一个唯一的妹妹送给了舅舅抚养,自己孤身一人。父亲1909年出生,比谭甫仁大一岁,原来和谭甫仁一起闹农会,经常到附近的火冲坑、蕉坑、塘村等村庄开会串联。胡新年记得小时候父亲珍藏有一个写有“农会会员”字样的红布袖章,经常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闹农会的歌,他说现在电影、广播的唱法和他们闹革命时的唱法有些不同。

1934年11月4日铜鼓岭阻击战打响后,家住石禾场村的乡亲听到枪声,收拾好较值钱的家当倾家外出躲避。父亲带着母亲和大哥来到白岩书(土名),安置好一家后,爬上了一棵方圆有名的大松树,往枪声大作的铜鼓岭方向瞭望,在高高的树梢上,当时战斗的情景一目了然。开始红军打赢了,红军把国民党军队追得狼狈逃窜。后来,国民党从仁化方向调来大批军队增援反攻,精良的武器,猛烈的火力使英勇的红军边打边退,最后退到铜鼓岭上死守。当浓烈的硝烟腾起时什么也看不见,一阵大风吹过后又一目了然。父亲看到国民党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时,枪炮声、呐喊声震天动地。敌军发起的冲锋有七、八次,但都没有把红军占领的铜鼓岭制高点拿下。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国民党军只好气急败坏地放火烧山。

战斗结束的第二天,父亲和乡亲们挑着箩筐去捡弹壳,远远看去,铜鼓岭凉亭被烧没了。来到战斗的现场,看到的是惨不忍睹的场景,漫山遍野都是尸体,有些尸体被山火焦烤得面目全非、肚皮裂开。在铜鼓岭山梁软坳上粗略一数,就有八十多具尸体。山下的弹壳特别多,因为国民党军队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不用节约子弹。山上的弹壳不多,大部分是散落在树头下,一处只有七、八个,因为红军多数以树为掩体进行战斗。在山埂上挖有壕沟等工事,父亲看到一个炮弹坑上有八具国民党军的尸体,有八个铝质、铜质的饭盒,饭盒里装的是糯米饭,估计这是国民党兵正围在一起吃饭,被红军一发炮弹击中八人同时丧命。

红军撤退后在大水坝去恩村方向的一个荒田垄里暂时安顿、救治伤员,因为父亲和乡亲们后来去城口赶圩时,看到那里扔了很多包扎过的绷带。

一个姓肖的理发师傅在后坑一带的村子活动,父亲估计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临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时,他对父亲说:“老胡,过几天有共产党的部队南下,你折一棵松枝插在大门的门楣上,解放军就知道是自己人了”。没过几天,共产党的南下大军果然经过石禾场、塘村,向董塘方向进发。全村的乡亲都外出躲避,唯独父亲没有走。父亲被解放军叫去带路做向导,部队给了他两个银毫作酬金。

南下大军来的那几天,父亲还去过谭甫仁城口的家里,看到南下大军的很多首长到谭甫仁家与谭甫仁母亲握手,夸谭母:老人家,您好福气!您儿子在部队做大官啦!听说当时谭甫仁是从长江方向南下的,没有经过城口回家。

我们是朱德的兵,请把南瓜钱收下

2017年3月23日上午10时,我们在城口文化站接待室,采访了76岁、曾担任过城口镇纪委书记的退休干部邓水养。耳聪目明,身体硬朗的邓老向我们讲述了他从前辈那里听来的红军故事。

听邓福生的爷爷邓德恒说,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城口时,朱德住在五里山一个郭姓人开的伙店里。

听母亲讲,当年有三个士兵到我家买菜,他们对我母亲等老百姓很和气,叫大家不要害怕,他们家里也是耕田的,也是穷苦人家。红军是为穷苦人家打天下的军队,今天朱德司令派他们到村子来买菜,请大家把家里吃不完剩余的蔬菜拿出来卖。

母亲拿了三个黄橙橙的大南瓜,叫那三个士兵不用给钱,只管拿去。那三个士兵执意要给钱,说:“我们是朱德的兵,是解放穷人的,不会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请把南瓜钱收下!”

他们把钱放下,扛着南瓜就往五里山方向去了。一把甜了八十多年的糖果

2017年3月23日上午11时,退休干部邓水养领着我们,来到了城口镇城群村地方坪村小组吴长城家。吴长城已90高龄,耳有点背,腿脚不是很利落,行动要拄着棍子,但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我们到他家时,他正在院子里晾晒从洗衣机里拿出来的衣服。

当年红军来城口时,在街头插了有犁头图案的红旗。我当时7岁,红军到我家一下抱起了我,吓得我大哭起来,喊:“娘,娘!”,母亲从厨房跑出来。红军叫我们不要怕,他们是解放穷苦人的队伍,是不会伤害老百姓的。红军抱着我去广街,我当时穿的是大襟褂长衫,红军抓了一大把红枣、黑枣,一大把冰糖我,我用衣襟包裹着。“那些枣真大,那些冰糖很甜”,吴长城成边说边吧唧着嘴巴,仿佛现在还享受那把红军给的糖果的甜味。

我在12岁时一大帮人去砍柴,遇到过一大队共产党的女宣传队员,我放下柴担,有两个女队员跟着我,叫我去吃饭,我说不去,她们说一定要去。我说本地话,她们说的是北方话。我推辞不掉,跟着她们去了大花楼,进了第三间,她们盛了一大碗粥我吃,发了一本书我。那本书的封面上画了一条写着日本的大蛇,有很多蚂蚁围着去咬。“可惜我不知道好好保存那本宣传打日本鬼子的书,后来那本书被弄丢了”,吴长城无不惆怅地对我们说。

村民杀准备结婚用的大肥猪慰问红军

2017年3月28日上午11时,我们到城口仙殿采访了80高龄的上寨村民黄寿春。黄寿春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体依然非常硬朗,行动自如。他一年四季都基本上住在仙殿庙里修心养性,并为寺庙干很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他用低沉、缓慢的声音,条理清晰的言语向我们讲述红军在上寨的故事。

红军长征经过城口时,有一部分红军从黄沙桥方向来,屯扎在上寨。我父亲腾出了上寨老宗厅(祠堂)后的三间老屋给红军住。黄仁恒的父亲当时18岁,家里养了一头200多斤的大肥猪准备给他结婚用。红军到村后,黄仁恒的爷爷把这头猪杀了给红军改善伙食。纪律严明的红军按照市价付了“牛仔纸币”——一种有牛的画像的苏维埃政府纸币。

红军进村后一边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地主、土豪工作,一边开展抗日革命宣传。抓了士泰、石凤、俊林、朝枫等人在老宗厅门口坪批斗。在村子显眼的墙壁上粉刷标语,原来学堂墙壁上的标语我印象最深刻,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

当时红军走后留下了革命的火种,发展了两个对象,都是上寨人,一个是黄绍觌、一个黄士庶。这两个人的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村子里的人才知道,可他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病逝了。

解放大军在农历1949年8月13日早上8点多经过上寨。他们运送大炮的骡子在瓜棚下歇息,起来的时候把瓜棚掀翻了,瓜棚上的南瓜、冬瓜摔烂了一地。解放军到村里找到瓜棚主人,按市价要赔偿损失,村民说算了,不用赔偿,解放军还是坚决要村民收下了瓜钱。

后来我们采访了在城口开“三和店”的黄绍觌孙子黄寿养,他说听他奶奶讲:爷爷在上寨村里非常有威望,是春节舞龙喜庆的领头人,是制作“龙彩”、耕田插秧的行家里手。他曾到福建少林寺学医,乐善好施的他,经常免费为贫穷的乡亲治病,红军来到村里时,义务救治了好几个红军伤病员。爷爷是农民协会会员,经常到石塘、董塘一带活动,因而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坐牢,村民联名保释,加上国民党没找到爷爷犯罪证据,一年后被迫把已折腾得死去活来的爷爷从牢房里释放出来。

村民义务为红军治伤写信

2017年5月31日上午9时,我们来到东光村委会水东小组村头一栋四层的楼房里, 83岁的刘东顺主人在一楼宽敞气派的客厅,如约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刘老身体健硕、心明眼亮,声音洪亮地向我们讲述了他从父亲和老一辈蔡生旺村民那里听来的红军故事。

当年东光村寒婆坳一个叫刘桂贞的村民,把铜鼓岭打仗受伤的一个江西籍红军战士接回家,这个红军战士在刘桂贞家疗伤一个多月,伤好后他把红军战士送往罗洞方向寻找大部队。

当年铜鼓岭打仗,村里很多人去看,看到很多受伤的红军,有的打断了手、有的打断了脚、有的打穿了肚子,有一个伤势严重的红军请求村里有文化的村民代写一封家信并帮忙寄送,红军坚决要把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送给这个村民作为报酬。

我们在这次为期三个月的采访中,一次又一次被红军对崇高信仰的彻底坚守,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所深深折服;一次又一次被城口人民支持红军、红军热爱人民的军民鱼水情故事所深深感动。八十三年前那场举世闻名的长征,已融入到城口的山山水水,城口的每座山峰、每条河流都有红军的英灵。

红色城口,军魂永存!